专访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大利
卢金明
2025 年 4 月 17 日，春季的香槟仍有寒意，但伊大 Spurlock 博物馆内空气温暖而干燥。高挑的拱形结构之间矗立着古典雕塑，人物雕塑的肌肉线条夸张、姿态张扬，仿佛凝固在某种永恒的张力之中。
就在博物馆的大讲堂里，在伊大教授、学生学者、香槟社区人士们一片掌声中，杨大利教授结束了他的讲座。
讲座题目并不华丽 “美中关系是如何走到今天的， 未来会如何走向”（“U.S.– China Relations: How Did We Get Here,
Where Are We Going.”）
但问题本身的重量，几乎压住了空气。
杨大利教授是谁
杨大利（Dali L. Yang） 是美国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政治学系教授、 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高级委员
（Non-resident Senior Fellow at 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创始主任。他是中国政治与治理问题研究的权威学者，同时长期关注包括中美关系在内的中国发展、治理制度与其全球影响。他的研究和分析经常出现在学术出版、国际会议和政策讨论中。
杨大利教授应伊大东亚语言与文化系主任邵丹的邀请，就中美关系做了专题演讲。此次演讲由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伊大 政治学系教授 Matthew S. Winters 主持。演讲结束后，杨大利教授接受了《香槟丛刊》独家专访。
他讲话时，历史时间轴被拉长了
讲座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不是某个具体政策判断，而是杨大利教授讲历史的方式。他没有急于评价当前局势，而是从朝鲜战争、从冷战谈起。
“对抗并不是从今天开始。”他讲到。中美关系从 对抗（confrontation） 到 接触与合作（engagement） 再到当前战略竞争与对峙（rivalry/strategic competition） 的格局，这一演变贯穿过去约七十年的双边互动。对抗是源于冷战结构下的意识形态冲突；接触与合作开启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外交接触与经贸互动；战略竞争发生在近年来围绕贸易、技术、安全与全球影响力展开的竞争并有加剧之势。
从对抗到接触与战略调整；再到全球化时期的深度相互依存；最后才是当下的战略竞争。
他像是在铺设一条长河，而不是解释一次浪花。
我注意到，他几乎不使用“危机”这样的词。他更常用的是“结构”、“阶段”、“再平衡”。在如今的公共讨论中，这种节奏几乎显得清新且有份量。
制度，而不是情绪
杨大利教授是在普林斯顿接受比较政治训练 （Comparative Politics)。他谈国家能力、制度约束、政策执行结构，这些概念在社交媒体时代听起来几乎过于冷静。演讲过程中，他多次提到并论述了美中关系当前的紧张并非偶然，而是结构性因素驱动。
“外交政策是国内结构的延伸。如果不了解各自制度如何运作，就很难理解为什么会走到今天。”
杨教授分析了中美关系从“建设性接触”转向“战略竞争”背后的原因，指出影响当 前政策的根本力量包括长期贸易摩擦、政治信任下降、交往语境（包括疫情和外交话语）等因素。“中国政策的核心并非追求冲突，而是在全球化体系中寻求更大的话语权和制度参与空间。” 他指出 COVID- 19 之前的贸易摩擦已对双边关系造成深刻影响，中方反应包括提升其外交话语能力
（discourse power），这说明中国政策驱动力之一是增强其在全球语境中的影响与参与能力，而不是单纯寻求冲突。他强调，中美政策并不是简单由短期事件或政治人物意志决定，而是根植于历史的制度性进程。他认为两国当前政策背后有一种“历史路径依赖”，即过去几十年制度性选择塑造了今日行动的逻辑。
杨教授认为在中国方面，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选择参与全球经济体系、利用出口导向与技术引进来推动国内发展；这一制度性选择使中国对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服务于持续的经济与国内稳定诉求。美国方面，从尼克松时代起对华政策不断从 “对抗”转向“接触”，这种长期结构性互动塑造了双边期待和政策框架。今天的政策仍然是这些制度性轨迹与历史选择在新形势下的延续与调整。换言之，当前双方的政策不是偶发性的政策选择，而是制度长期演进的产物。对中国而言，维护经济增长、社会稳定和制度合法性是外政策略的重要驱动；对美国而言，维护其全球制度性领导地位和规则框架是对华政策的重要底层逻辑。
当被问到怎么看现在美国社会的对华情绪？“情绪是真实的，”他说，“但政策不完全由情绪决定。”他没有提高声音，却让人意识到这是一种缓慢积累的风险，而不是突然爆发的危机。
这让我想到，他的分析方式本身就是一种立场，不是激烈，而是耐心。
竞争的现实：一种不可回避的张力
当话题转向科技竞争时，他的语气变得更为具体。“高科技已经被安全化” 。半导体、人工智能、供应链，这些不会回到纯粹商业逻辑。他表示担心竞争的边界被不断扩大。若一切都被定义为安全问题，合作空间会自然萎缩。
他并没有对竞争的强度抱幻想。但同样不认为这必然意味着全面对抗。“问题不在于是否竞争，而在于竞争是否被制度化管理。”
杨教授在分析中反复指出，两国政府即使面对国内政治压力，其外交与安全政策也受到制度性约束。例如，中国的决策受中共中央集体意志、政治合法性与国内稳定诉求影响；美国的政策受到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利益集团和公共舆论之间的互动约束。
这种制度性的约束意味着，政策不会因为某一时间点上风向变化而彻底改变，而往往是在现有制度框架内进行调整。例如美国历届政府都强调保持实力与领导地位，同时试图通过制度化的竞争管理来稳住关系；中国则倾向于将对外政策与国内经济发展策略相结合，维持长期稳定与利益最大化。
换句话说，当前政策产生背后有一种 “制度化竞争与调整机制”，这才使得双方既有矛盾又寻求稳定合作的空间。
脱钩还是再平衡
他说 “彻底脱钩成本极高”。
企业、资本、科研网络，这些早已深度交织。即使政策推动重组，也更可能是 “再平衡”，而非完全分离。第一，中美关系中的 合作需求依然存在，尤其在全球性挑战（如气候变化、全球公共卫生等）；第二，美中双方在若干领域仍需建立 “风险缓释机制” 以避免误判升级。
尽管政策竞争凸显，杨教授也指出一项现实的力量：经济相互依存和全球性议题的共同利益驱动策略。
中美两国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贸易、投资、技术流动与供应链联系紧密，这使得双方在制定政策时必须顾及现实利益，而不是纯粹从安全对抗角度出发。因此，在制定政策时双方都会审慎考量经济成本与长期利益，这就导致他们一方面强化竞争性政策（如技术限制和贸易规定），另一方面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国际议题上保留合作空间。
这种“现实利益驱动的政策权衡”也是杨教授分析当前政策动因的重要组成。
“ 结构 不会因 为一 个法案 立即改变。” 他再次强调，经济相互依存并不会消失，只会重新配置。
这是一种比政治口号更缓慢、也更复杂的变化。
合作的缝隙
“全球问题不会消失。”他说，“气候变化。公共卫生。核扩散，这些领域存在功能性合作的必要。”
他用“功能性”这个词，这让我意识到，他对合作的理解并不浪漫。合作不是情感修复，而是问题驱动。
他指出，美国当前对华政策的重要驱动力来自对相对实力变化的焦虑，以及国内政治对“强硬立场”的激励机制。贸易、科技与安全议题之所以被置于优先位置，是因为它们与国家竞争力、就业结构与技术主导权直接相关。这种结构性压力，使对华政策更强调风险防范与供应链安全。但他也强调，美国制度的多元性意味着政策并非铁板一块，商业界、地方政府与学术机构仍然具有推动有限合作的空间。
从中国一侧看，他的分析更强调国家治理目标的连续性。维护主权、安全与发展，是政策的核心逻辑；在此基础上，中国寻求在既有国际体系中提升制度性话语权，而非简单推翻体系本身。这种 “在体系内提升位置” 的思路，使合作成为工具性而非价值性选择，凡有助于长期发展与稳定的领域，中国都有合作动机。
因此，在杨教授视角下，中美合作的可能，首先存在于“低政治”或功能性议题上，例如公共卫生、气候治理与宏观经济稳定。这些领域不直接触及主权红线，却具有明显的共同利益。其次，合作路径需要制度化与专业化，而非高度政治化的领导人外交。他一贯强调，稳定的沟通渠道与技术层面的持续对话，能够在紧张时期防止误判升级。
更深一层，他认为中美关系并非单一路径的宿命式对抗。竞争是现实，但竞争并不排斥合作。关键在于双方是否能够在承认结构性分歧的前提下，维持最低限度的制度互信。对杨大利而言，中美合作不是浪漫主义愿望，而是一种在复杂结构约束下，通过理性治理与制度设计所能争取的空间。只要国家利益存在交集，只要政策制定者愿意区分核心利益与可谈判议题，合作的窗口就不会完全关闭。
未来的形状
作为长期在中美之间教学与研究的学者，杨大利教授的语气里没有立场式的宣示。中美关系的未来，在他看来，并不是命运的直线，而是一种需要持续调节的平衡术。
“未来它不会回到过去，但也不会只剩对抗。” 杨教授解释，未来可能呈现多层并行。安全领域高强度竞争，经济领域部分再平衡，全球议题上的机制合作，危机管理中的沟通框架。“ 长期结构性竞争，” 加上“有限但必要的合作”。我们领会到他并不预测一个“拐点”，而是描绘一个持续调整的过程。
“误判往往来自缺乏沟通，而不是分歧本身” 。这句话让我在记录时停顿了一下。是啊，在如今信息爆炸、立场分化的环境中，“沟通” 听上去几乎朴素。但或许，真正困难的正是这种朴素。真正的挑战，不在于赢得一场短期对抗，而在于在长期竞争中维持秩序的可能性。
杨教授执教多年，长期以制度分析与国家能力研究见长。他关于中美关系的论述，并不建立在情绪判断或意识形态对立之上，而是从政治结构、治理逻辑与政策驱动力出发，强调理解双方“如何决策”，比简单判断“谁对谁错”更为重要。中美合作的可能性，并未因战略竞争而消失，而是取决于双方是否能够在制度现实中重新校准预期。
这一观点也反映出一种扎根于学术素养，基于理性科学分析的既不悲观也不天真的战略务实视角。
杨教授的分析，为我们对美中关系未来的判断，提供了宝贵的框架。此次讲座和与杨大利教授的访谈，也为民间促进美中相互理解和保持友好交流的努力，提供了方向，使我们受益匪浅。
跨越边界的沉思：杨大利的求学与
转向
随着人群进入博物馆雕塑大厅，演讲招待会透着热闹与兴奋，大家高声谈论着。会后杨大利教授没有立刻离开，他坐在砖墙边的一把简洁椅子上。手里握着咖啡纸杯， 低头翻看我们赠送给他的《香槟丛刊》。那是一种学者式的专注，不是在“结束一场活动”，而是在继续思考。
我们坐在他对面。
此时的话题，转入到了他的求学经历和学术跨界。语言也从演讲时流畅的英文，切换到了中文。
讲起自己的经历，杨教授亲切自然地打开了话闸子。他来自山东淄博一个有着煤烟与钢铁记忆的城市。少年时代的他并不曾想过自己会站在这座知识殿堂的中央。那时，他是北京钢铁学院的一名工程学子，一个机械世界里的人，以钢铁与力学语言理解世界。十九岁毕业，留校任教，教工程专业的英语，却在课下痴迷于英文传记与《圣经》零碎的句子。他说，那些早年的阅读，是他与世界最初的接触，是他在陌生语言中留下一次次停顿与回望。
八十年代的中国刚刚敞开改革开放的缝隙，让思想与未知涌入。对话、翻译、未曾见过的思想，让一个工程学的青年重新审视自己。命运的转折总是悄无声息的。当他去加州留学时，还无法预见，那些语言课、圣经文学、外交课程，会引发一场关于自我与世界的内部革命。
外交是一门必修课，让他看见了一个更大的世界。他看到国家之间的博弈、历史的沉积、文化的交叠。他意识到，世界并不只是物理定律的线性延展，而是由权力、认知、制度、历史交错而成的复杂结构。要学习外交，就必须修国际关系学，而国际关系是在政治学系，因此对政治学越来越感兴趣，这一刻，他开始转向政治学。他于 1988 年考入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系，1992 获得了博士学位，之后接受了著名的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的教职，从此走上了专门研究政治学的道路。杨教授说道，那个特殊年代在中国成长起来的人，习惯了对事物都期待有一个标准答案，在他学习政治学的过程当中，他知道了自己可以去探索事物都有多种方面可以让人对世界去思考去研究去了解，而不用遵循一个标准答案。
当他谈起自己最大的挑战时，他不是谈知识的缺口，而是谈接受与被接受之间的距离。他说，有时候你站在一个观察点上，看到的角度不同，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如何让别人理解你的结论，不是简单的证明过程，而是一个在语境之间构建桥梁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最有挑战性的” 他这样说。
他的路径和成功提醒我们：转向不是抛弃，而是重新学习如何理解世界。理解，不是寻求唯一正确答案，而是在不同可能性之间保持开放的视角。
这是一种沉静的思考方式，一种试图在纷乱世界里保持清晰意识的方式。
保护亚裔权利是在美华人应该共同努力的方向
最后，我们探讨了在美华人共同关心的一个话题，目前的美中关系持续紧张，两国走入竞争关系，这个大环境下，在美国的华人们应该如何应对。他的声音仍然很沉静。他不是呼喊对抗，也不寻求调和，而是提醒人们关注结构背后的逻辑。他提醒在美国的华人要与主流社会共同前行。他看见一种复杂的现实，而非简单的分裂。杨教授指出，作为在美国的华人，要尽量的帮助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华人学者们。他告诫，保护亚裔权利这个方面，应该是在美华人共同努力的方向，一定不能松懈。
走出大讲堂，外面的空气比进来时更冷了一些。但那种冷静，反而令人清醒。
（作者为伊大校友，现居香槟）
香槟丛刊编辑部采访者与杨大力教授合影